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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及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与方式

更新时间:2016-03-18 15:04:14 点击次数:1331次
山东刑事诉讼律师

    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在刑事诉讼中解决与被告人刑事责任有关的民事责任问题的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1]。作为“特殊的民事诉讼”,除和一般的民事诉讼适用的“程序法”不同外,法律还对其规定了与一般民事诉讼不尽相同的被告人以及被告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范围、方式。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顾名思义,就是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人。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一)刑事被告人以及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二)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三)死刑罪犯的遗产继承人;(四)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五)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上述第(三)、(四)项规定的遗产继承人,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容易理解,不阐述。现就其他几类被告人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刑事被告人以及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
    1、通常来讲刑事被告人就是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但在不同侵权状态下,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有时也会有所不同,如本条第(二)、(五)项规定的由监护人和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他们并非刑事被告人,但依法要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承担赔偿责任。
    2、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是指与刑事被告人共同实施应当对被害人进行赔偿之行为,但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或者因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依法未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人。
    除此之外,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存在同案犯外逃的情况,此时能否把外逃的同案犯也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起诉呢?对此,1999年《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讲到,在逃的同案犯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同案犯在逃,一定程度上讲,其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尚不能有定论,所以其是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不能确定,加之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中没有缺席审理和判决的规定,在逃的同案犯显然不能列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对此,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四十四条做了明确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仅对部分共同侵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可以对其他共同侵害人、包括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侵害人,一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在逃的除外。”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共同犯罪案件,同案犯在逃的,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逃跑的同案犯到案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对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已经从其他共同犯罪人处获得足额赔偿的除外。”可见,无论从刑事诉讼制度设计还是法律规定来看,在逃同案犯都不能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二)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他人损害,其监护人都应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监护人在这种情况下的民事责任,是由法律真接规定的,而不考虑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平时教育、管理是否尽责,也不考虑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人的年龄、智力及判断能力。
    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满18周岁,在诉讼时已满18周岁并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直接承担侵权责任,原监护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通过接受赠与、继承等方式拥有财产的情况不断增多。对于在未成年人以自己的财产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未成年人是否可以单独列为被告人的问题法律没有作出规定,但此问题现已有争议。法律规定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原因除去监护责任所要求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以外,更大程度上是未成年人没有财产,无法对外承担责任。在未成年人有足够财产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未成年人能“自负其责”,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已无意义,其履行法定代理人的职责即可。
    此外,根据《民法通则》第十一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成年人,在此情况下,其监护人就不应成为被告人而对原告人承担侵权责任。这与上述未成年人有足够财产能独立对外承担责任是一样的道理。对此问题确需法律上的完善。
   (三)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强调的是“依法”,法律明确规定赔偿责任是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承担的,才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承担。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的相关规定来看,“其他单位和个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是因为自己的直接侵权行为,而是替刑事被告人“买单”,是一种替代责任或补充责任。同时结合法律条文的表述来看,其他单位和个人与被告人之间不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不是连带责任,也不是按份责任。如:
    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遗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第四十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保险公司依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况承担责任,与上述“其他单位和个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不同。本条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本条赋予交通事故赔偿权利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求偿权。此时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与上述“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同,保险公司承担的不是替代责任或补充责任。理由是,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是基于被告人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实际上仍然是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不能任意的要求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承担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其他单位和个人”承担赔偿责任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何种犯罪结果情况下被告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是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或者标准。
    (一)法律对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行为”有明确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事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第一款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上述规定表明并非犯有任何犯罪行为的被告人都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人只对侵犯人身、财产权利犯罪中的有关犯罪结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除此之外不承担赔偿责任。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是诈骗犯罪的被害人往往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依据法律规定法院不应受理,即便受理了法院也会说服当事人撤回起诉。对于被告人非法占有的财产,法律的规定是追缴。对此,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这说明,在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依法负有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的职责、义务,无需由被害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返还或者赔偿。比如诈骗罪中被骗的财物价值,抢劫罪中被抢的财物价值,在刑事审判过程中都是明确、可知的,无需经过审理程序就能认定。而人身权利遭受到的损失,例如故意伤害造成的人身损害、抢劫过程中直接造成的人身损害或因暴力导致的财物损失,则需要经过审理才能判定赔偿数额。刑事诉讼法解释的这一规定,是对[2000]4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内容进行的修改。该《规定》曾规定,对于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刑事诉讼法解释将此内容予以删改,其立法精神在于,如经司法机关追缴或责令退赔仍不能弥补被害人损失,通常表明被告人已无退还或者赔偿能力,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后,只会获得无执行可能的“空判”,既增加当事人诉累,又影响裁判权威,影响案结事了;如发现被告人仍有违法所得未能追缴或者仍有退赔能力的,由司法机关继续依法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即可,也不必由被害人另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 。
    《刑事诉讼法》对于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行为及后果做了明确的规定,但也有例外。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权利构成犯罪,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可见,被告人只有在犯法律规定之罪并造成物质损失的情况下,才承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并非所有犯罪行为都必然可获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与单纯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不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除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外,原则上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也不予赔偿,但以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被告人为例外。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作为物质损失理应列入被告人的赔偿范围,但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除非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否则原则上不判赔。从司法实践来看,对于被告人赔偿能力的有无、大小,以及如何确定,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办案机关对此有侦查的义务、调查的职责,而原告人对于被告人的经济状况客观上难以了解,更无从查证。所以被告人赔偿能力的有无及大小有时只能凭借被告人及亲属是否愿意赔偿来确定。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之所以不把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作为法定的赔偿项目予以判决,其立法用意在于,此类案件难以执行,往往形成空判,因此容易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引发申诉、上访,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强调调解的重要作用,以有效化解矛盾,促成案结事了。
    刑事法官为了多给被害人或原告人争取一些赔偿,与被告人及亲属讨价还价,争取让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而被告人及家属为了得到被害方的谅解,减轻被告人的刑罚,愿意在一定程度上给被害方赔偿。基于这个出发点,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法律关于赔偿的规定似乎已经不能作为依据了,而被告人及家属的赔偿能力,被害方对于赔偿数额的期望值才是双方能否达成调解协议的依据。
    但是对于双方的调解工作,要受限于法官是否负责,被告人一方是否愿意赔偿。如果法官不积极,被告亲属不愿意赔,则会导致受害人一方的权益根本无从得到保护,被告人也会因此不能获得较轻刑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情况认定其悔罪表现,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可见,对被害人的赔偿已从法官的酌定从轻情节转变为法定从轻情节。
    本条法律的立法本意是化解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但侵害和剥夺了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是以牺牲受害人权利的方式来换得所谓的社会和谐,是“恶法”,是立法的倒退。而站在被告人的立场看,其少了悔罪、赎罪和履行义务的机会。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等严重刑罚的被告人,总体来看毕竟是少数。如果被告人本身被判处了相对较轻的刑罚, 以及在刑罚执行过程中适用减刑、假释,被告人就会提早回归社会,就可以用重返社会后的劳动所得陆续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使得赔偿责任不因执行了刑罚而被免除。事实上,这既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权益,也能起到教育、改造罪犯以及预防犯罪的目的。
    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规定来看,对被害人的权利并没有给予很好的保护。
    2009年3月9日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对被害人的救助原则、救助条件、救助限额作了规定。以一次性为原则,对刑事案件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救助数额,以案件管辖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一般在36个月的总额之内。救助数额很有限,被害人权益并不能得到有效保护。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替代责任和补充责任
    此问题仅涉及“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承担责任的情况。
   (一)替代责任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4条、35条的规定,侵权人与责任主体相分离。侵权人无责任,未侵权人有责任,故从实质上讲是相关单位和个人替代侵权人向被害人或原告人承担责任,在归责原则上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根据上述法律的具体规定,替代责任的适用前提必须是行为人在执行工作任务时造成侵权。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在执行工作任务,我想《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认定标准对此有借鉴意义,即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所造成的侵权行为。这是一般的判定标准。除此之外,也要考虑其他特殊因素,如行为的

内容、行为的时间、地点、场合、行为的名义以及行为的受益人,与用工主体是否有关联等。例如,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以执行职务的方法,故意致害他人,以达到个人不法目的,虽然其内在动机是出于个人的目的,但其行为与职务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也应认为是执行职务的行为,属于用工主体侵权,应由用工主体承担侵权责任。
   (二)补充责任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40条的规定,管理人或组织者以及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即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补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但与直接侵权人之间不存在共同过错,因此不构成共同侵权。
    在第三人介入侵权的情况下,上述法律条文分两层意思做了规定:首先,如果被害人的损害系由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所致,而安全保障义务人又尽职尽责的履行了义务,该第三人为侵权人,其直接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补充责任是因为,安全保障义务人与侵权人之间不存在共同过错,也不存在共同侵害行为,一个是积极的作为,一个是消极的不作为,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共同意思联络,两个行为之间也不存在直接结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的问题。
    根据法律规定,补充责任承担的前提是,直接侵权人无法确定或者没有能力完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但是补充责任的范围限定在其能够防止或制止损害的范围内,且要在直接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内。在有直接侵权人且有能力赔偿被害人损失情况下,由直接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补充责任人不承担责任。
    对何时对补充责任承担人提起诉讼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争议。鉴于补充责任的补充性质,有人认为应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生效后,根据犯罪被告人履行赔偿的情况再行对补充责任人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以及《侵权责任法》的上述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补充责任人“抗辩权”,这就带来一个是“先诉抗辩权”还是“先履行抗辩权”的问题。先诉抗辩权和先履行抗辩权分别针对的是保证合同和双务合同,原则上不能适用于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但是存在的两种观点与先诉抗辩权和先履行抗辩权的原理类似,因此可以比照适用,来解决这一问题。
从上述条文的规定来看,补充责任人享有的是先履行抗辩权,并非先诉抗辩权。因此,原告人无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将其和被告人一并起诉还是待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生效后对补充责任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均不影响补充责任人责任承担顺序。
    综上所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法律规定,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不够充分,对于被告人的赎罪、悔罪同样也没有给予更多的机会。立法过分强调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对私益不仅涉及的少,而且相较于修改前的刑事诉法,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规定是明显的“倒退”。
[1]新华出版社《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2012年4月第一次印刷)第207页。
[2]人民法院出版社张军、江必新主编的《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适用解答》(2013年1月第1次印刷)第171-172页。
  文/董杰 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